从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加懂得保密这一优良家风的意义所在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注重家风养成教育，在保密方面尤甚。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始终带头遵守保密纪律，把严防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泄密作为一条严肃的保密纪律来抓，以坚定的党性观念和高度的责任意识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既是党的保密工作创始人，更是遵守保密纪律的典范，即使面对自己的亲密爱人兼战友，也能做到严守保密纪律。

1924年，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与时任中央秘书的毛泽东团聚，这是一家人难得的天伦时光。杨开慧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家人团聚时拍一张全家福。

杨开慧抵达上海后，一家人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一处石库门老房子里。当晚，时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就向杨开慧传达了中央对党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立下的规矩：“不许随便上街，不许随便会客，不许随便串门，尤其是不能与中央领导人随便拍摄合影，以免暴露身份，泄露党的秘密。”虽然拍全家福是杨开慧多年的心愿，但为遵守党的保密纪律，毛泽东和杨开慧决定“小家心愿”服从“大家安排”。直到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杀害牺牲，毛泽东也未能满足妻子的心愿，这也成为一代伟人心中永远的痛楚和遗憾。

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一直是严守保密纪律的典范。邓颖超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中，深情回忆了周恩来同志为党的事业保守秘密的崇高品格，同时也披露了他们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的生死相约。

邓颖超在文中记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严守保密纪律的细节：“七月十九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小耳朵”在场，就不谈工作的事

要求家属子女严格执行保密规定，是老一辈革命家注重家风建设的重要方面。他们始终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公事家事分得清清楚楚。

刘少奇特别注重家风建设，他的秘书刘振德曾经回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召开常委会，他接到通知后，马上向正在吃饭的刘少奇报告，说了主席召集常委会的时间、地点、内容。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光美以及刘少奇的一个孩子。刘少奇听了会议通知后，只是‘嗯’了一声，表情瞬时变得很严肃。”

王光美还说：“这不只是关系到少奇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行动问题。敌特情报机关对我们中央领导人的行动踪迹都非常关注，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想得到这些。一旦失密，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保密问题也非常重视。他要求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不得阅读机密文件，他自己在家也从不谈工作，他的办公室更是不允许子女随便进出，展现出良好的保密家风。

对同志的信任不等于无密可保

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十分注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和管理，督促其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周恩来对身边秘书提出要求：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在与秘书交办涉密事项时，他也严格控制知悉范围。周恩来最后一任秘书纪东曾经回忆，有一次，总理在车上给他安排一项重要工作时，亲自动手按动电钮，把司机、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之后才说，以免无关人员听到。还有一次也是在车上，总理安排纪东电话处理完一个重要情况，才按动电钮把隔音玻璃降下来，再谈其他工作。纪东认为，总理这样做，并不是对身边工作人员不信任，在周总理看来，“对同志的信任不等于无密可保”。

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严格，他的秘书吴振英回忆：“1953年5月间，少奇同志曾专门召集秘书人员开过一次会，向大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坐得住；二是靠得住；三是不要想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作为……少奇同志解释说：你们到这儿当秘书，主要是帮助中央同志工作，每天要看很多文件，这就产生了一个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再一个，你们看的文件多，知道的事情多，这就要求你们保守机密，遵守纪律，个人不要随便用内部材料给报刊写文章……这就是靠得住。”

1956年，刘振德初到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刘少奇对他明确“约法三章”。其中，除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等要求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守机密。后来，刘少奇还多次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反复提醒：“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对谁都是这三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