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摘 | 地名文化初探

地名文化，是伴随着人类进步及社会文明的进程衍生而来的。地名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以自然地理范畴与人文地理范畴为研究对象，紧随时代发展的脉搏，通过观察、分析二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而归纳上升为一种文化样式。地名文化具有载体多样、应用广泛、大众认可的特性。因而，地名文化有着广泛的社会认知性、宽泛的辐射性及高频率使用度。发展地名文化，不仅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劳动人民是地名文化的培育者。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地名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其民生的发展状况。地名文化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回首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进程，劳动人民创造了由结绳记事、龟甲刻字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汉语言文化，并用其形象地命名了形态万千的自然地形地貌，从自然地理名称“山、河、湖、海”的命名中，便可管窥到运用象形文字及采纳左形右声的汉字书写规律，形象逼真，见名见物。

地名文化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成果。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是构成地名文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经过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社会各领域频繁使用及人们有目的地管理、规划、保存、编纂图书典籍等创造性劳动，使这项成果升华为地名文化。但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囿于社会交流贫乏、经济发展落后、社会治理无力，地名的使用频率不高，地名文化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地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人民群众对地名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之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地名的使用频率不断攀升，多种因素为我国地名文化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建地名文化是人民愿望及国家利益使然。在我国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地名的记载无处不见。在《本草纲目》《史记》《左传》《资治通鉴》《三国志》等作品中，若无地名坐标时间、事件的方位，便难以成篇。据考察，新中国地名文化产生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国第一次地名普查。在此之前，针对地名展开的研究常被列为边缘学科。1976年，由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全国地名普查的通知》，由此拉开了全国范围内地名普查的序幕。1977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少数省、自治区之外）及其所属市、县、区相继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地名混乱现象进行纠正。

当时，我国城乡地名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例如北京市的“东西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成了“人民路”；山东省济南市的“历下区”改成了“红卫区”，“天桥区”改为“向阳区”，城市中街、路、巷名称亦被政治口号、标语代替；行政区划名称、地理实体名称的层次与秩序也被打乱，多地重名、有地无名、有名无地的乱象比比皆是；众多名胜古迹、富有历史文化蕴含的地名碑、碣遭到了毁坏、扫荡。地名的混乱导致通邮、交通无序乃至混乱，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更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摸清地名底细、规范地名命名、科学管理使用地名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通过地名普查不仅规范了地名，抢救了濒临险境的历史地名文化，而且孕育了地名文化的发展。

地名文化是体系完整，蕴含丰富的文化。经过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不仅基本摸清了国内自然地理实体（山、河、海、湖、崖、川等）分布、人文地理实体（行政区划、城市、村庄、道路、街、巷、台、站、港、机关、单位等）的现状，抢救了面临毁灭的历史地名文化，而且收获了以地名卡片、地名表、地名图、地名录为载体的大量地名档案资料。对重复地名，含义不健康、用字生僻、寓意不文明、海外舶来地名所进行的更名及标准化处理，使地名能够真实有序地反映现实状况；对新生地名的集中命名，解决了有地无名的问题。

1986年1月，国务院择机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为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提供了标准和依据。2001年，即开展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25年之时，国家民政部联合国家档案局出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地名档案管理办法》，为组建国家、省、市、县区地名档案工作机构、开展地名档案工作提供了法规依据，为开展地名研究，地名信息服务打下了良好基础。地名档案资料为编纂《地名辞典》《地名志》《地名录》《地名图集》《地名故事》，开展地名研究、创作地名影视作品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素材。至此，地名文化也由初创时的边缘化、内容凌乱、无系统性、不被认知，向着服务政治经济建设，造福人民生产生活，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方向健康发展，地名文化魅力日益彰显。

地名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创新文化。地名文化发展的动态性包括：动态收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新生地名；动态跟进经济社会发展补充地名档案资料；动态发布地名更新信息，服务政治、经济建设，造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动态修正地名规范以保证地名文化的前瞻性及地名文化发展的有序性；不断探索优化地名承载的方式，建设适应时代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地名文化载体等。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创新地名科研、地名规划、地名信息使用、地名档案管理的理念及方式，不断提高地名载体的科学性、适用性，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赋予地名文化持续的发展动力，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管理能力，满足人民需求上发挥地名文化应有的作用。

地名文化作用于大众的生产生活。属于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地名文化，发源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名文化的创新发展，政府卓有成效的部署、规划，有效地提升了地名文化的前瞻性、科学性。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对行政区划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人文地理实体地名等进行第二次普查、统计，更新地名资料，完善地名档案，有序开展动态地名管理，编制可持续发展的地名规划，建立地名信息网络，提供多层面全方位的地名公共服务，为地名文化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发展的社会决定了地名文化的动态发展，人民群众发展着的刚性需求，呼唤地名文化动态创新。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引领，不断推动着地名文化的发展，地名文化的创新发展也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地名文化是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依据。地名文化的载体是多元的，其中包括载有历史地名和现实地名的文字、图、表等。从版图上展现了一个国家从古至今的主权及领土状况，记载着从古到今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业绩。因此，在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地名文化是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依据，也是唤起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心为国家生存发展而奋斗的精神动力。

地名文化传承历史惠及当代造福子孙。地名文化以地名为主线串联起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为子孙后代提供着经验与借鉴；地名文化以名胜古迹、历史遗迹、地名碑碣等蕴涵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创业历程，编织成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册，教育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前仆后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周期性的地名普查、补查更新，动态实施的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有效充实完善了地名文化的内涵，合理延展了地名文化的外延，不断推动地名文化创新发展，对于子孙后代而言，地名文化成为弥足珍贵的财富，寄托着无尽的乡愁，召唤中华儿女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奋斗。